五月初,加利福尼亚。
斯坦福大学伍兹环境研究所三楼的办公室里,大卫·R·哈里森把眼镜摘下来擦了擦,又重新架回鼻梁上。
屏幕上的专户项目可用余额:417,412.68美元。
这点钱,放在普通大学的实验室里或许还能宽裕地撑上一年半载。
但在斯坦福,在全美顶级的伍兹环境研究所,这不过是几台精密质谱仪半年的耗材折旧费,外加两名核心博士后的薪水。
想要用这笔钱覆盖跨越三大洲的实地考察团队、租赁海外的高规格气象与土壤监测设备?简直是天方夜谭。
哈里森今年五十三岁,在斯坦福待了十九年,发表过四十七篇顶刊论文,是全球电子垃圾碳足迹追踪领域公认的权威学者之一。
但“权威”这两个字,在动辄需要数百万美元支撑的庞大跨国实地调研面前,显得苍白无力。
他关掉银行页面,打开桌上那摞刚从打印机里吐出来的文件。
这是团队上周汇总完成的最新数据报告,追踪了过去三年间全球电子垃圾在东南亚和非洲填埋场的流向。
重金属渗透率、土壤镉含量超标倍数、地下水污染半径、碳排放当量换算,每一项数据都触目惊心。
尤其是加纳阿格博格布洛希那片区域,当地居民在没有任何防护的情况下,徒手拆解从欧美运来的废旧电路板,焚烧塑料外壳提取铜线。
哈里森原本计划下个月启动一项高达七百万美元的二期测算工程,带队亲自去一趟非洲,做第一手的土壤采样和卫星遥感空气监测。
现在这个计划,大概率要无限期搁浅了。
他正对着数据发呆,办公室的门被敲响了三下。
“进来。”
推门进来的是他的博士生马库斯·杰弗逊,二十七岁,身材高大,剃着极短的寸头,腋下夹着一个蓝色文件夹。
“教授,阶段性报告写完了。”马库斯把文件夹放在哈里森面前的桌上,“您看看,我觉得这次的切入角度可能会让您感兴趣。”
哈里森拿起文件夹翻开。封面标题印着一行加粗字体:
《全球智能设备生命周期与隐性碳排放:封闭生态系统的环境代价》。
他往后翻了几页,目光停在第三章的核心论据上。
马库斯没有坐下,站在桌子对面,双手插在卫衣口袋里等着导师的反馈。
哈里森读得很快。越往后翻,眉头挑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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