者说，在武帝）的耐心被消磨殆尽、或者被杜少卿等人完全蒙蔽之前，将铁证摆到御前。
三个“必须”，像三根烧红的铁丝，勒进卓文君的脑海。
她睁开眼。
眼中的迷茫和焦虑已经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近乎冰冷的决断。
她重新坐回胡凳上，将翻译好的密语内容，用正常的汉字，工工整整地誊写在一张新的绢帛上。写完后，她吹干墨迹，将绢帛仔细折叠，塞进贴身的内袋。
然后，她推开书案下方一个不起眼的暗格。
暗格里放着几样东西：几枚不同式样的铜印（仿制的官印或商印）、一盒朱砂印泥、几卷空白的竹简和绢帛、还有一小叠裁剪整齐的、粗糙的麻纸——这是平准秘社根据金章提供的模糊记忆，尝试改良汉代“赫蹏”纸的试验品，质地比绢帛廉价，比竹简轻便，更适合大量书写和……散发。
卓文君取出麻纸，铺开。
她提起笔，蘸饱了墨。
笔尖悬在纸面上方，停顿了三个呼吸的时间。
然后，落下。
“告长安士民书。”
她的字迹不再是平日娟秀的闺阁体，而是略带棱角、力透纸背的行书。
“今有奸商韦氏，勾结朝中酷吏子弟杜某，欺君罔上，H国殃民，其罪昭昭，敢陈于众。”
她写得很快，几乎不需要思考。甘父鸽信中提到的关键信息——账册、密信、郑吉、次等充上等、分润七三——被她巧妙地化用、编织，变成一条条具体而锋利的指控。她没有直接点出杜少卿的全名，但“酷吏子弟杜某”在长安官场，几乎就是明指。她也没有提及甘父和西域的具体行动，只说是“商旅于西域偶得密件，冒死携归”。
同时，她将秘社这几个月暗中调查、搜集到的关于韦家商行其他不法行为的证据——强买强卖、欺行霸市、偷漏市税、贿赂小吏等——也择其要者，一一罗列。这些事或许不如军需案重大，但更贴近市井百姓的生活，更容易激起共鸣和愤慨。
“彼等以朽木充栋梁，以败絮充锦裘，以泥沙充粟米，而欲售与朝廷，供征伐将士之用。此非谋财，实乃害命！非止贪墨，实乃叛国！”
“朝廷采买名录已下，奸商磨刀霍霍，国库银钱将化流水，将士性命悬于劣物。长安父老，关中子民，纳赋税以养兵者，岂能坐视？”
“今揭其恶，曝于光天。望有司明察，望陛下圣断。勿使忠良寒心，勿使奸佞得逞，勿使我大汉将士，
…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