统。”
最后一道形式障碍也清除了。杜邦看着屏幕上那张冷漠而美丽的侧脸照片，又看了一眼旁边打开的、关于中国政府追索请求和中国律师发来法律意见的摘要窗口。她必须在机构规则、成员国压力、案件本身的复杂性，以及内心那点模糊的疑虑之间，做出决定。
“通知美方联络官，”她最终开口，声音平静而职业，“红色通报申请进入最后审核流程。鉴于案件涉及文物归属争议及可能的外交敏感性，秘书处将在发布通报时，在备注栏添加一条说明：‘本通报涉及物品的最终所有权存在争议，相关方已提出正式追索请求。各国执法机构在依据本通报采取行动时，应知悉此背景。’”
这已经是她职权范围内，能为“审慎”二字做出的最大努力了。一条不痛不痒的备注，或许无法改变什么，但至少是一个姿态，一个留在纸面上的提醒。
“另外，”她补充道，“将中国政府的追索请求摘要及律师函摘要，作为关联信息，附在案件档案中，供成员国执法机构在具体处理时参考。”
“明白，杜邦女士。”助手快速记录，转身去处理。
杜邦女士最后看了一眼那份厚厚的申请文件，鼠标移动到“审核通过，提交发布”的按钮上。指尖悬停了几秒钟，那几秒钟里，她仿佛看到了照片上那个女人未来可能面临的全球追捕、牢狱之灾，也看到了背后可能更加复杂的政治与利益博弈。但最终，职业准则和程序理性占据了上风。她轻轻按下了鼠标。
几乎在同一时刻，瑞士日内瓦的律师事务所里，刺耳的警报声从大卫·陈的笔记本电脑上响起。他面前的屏幕上，一个深红色的弹窗疯狂闪烁，上面是国际刑警组织的鹰与剑标志，以及一行不断跳动的文字：
【警报：红色通报（Red Notice）已发布 - 嫌疑人：Leila Al-Mansoori】
下面列出了通缉编号、基本信息、指控罪名，以及那张在艺术展上抓拍的侧脸照片。照片下方有一行小字备注，正是杜邦女士坚持加上去的那条。
“来了。”大卫·陈的声音干涩，手指在键盘上飞速敲击，试图截取更多信息，但红色通报一旦进入公开系统，就如同泼出去的水，瞬间通过加密网络，同步到全球194个成员国的国家中心局（NCB）和主要执法终端。
会议室里的空气瞬间冻结。苏瑾站在窗前的身影似乎僵了一下，但她没有转身，只是背对着众人，望向窗外沉沉的夜色，肩膀的线条绷得笔直。
…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