了细微的变化。他显然没料到瑞士院方的态度如此强硬，甚至提到了伦理委员会和免责声明。这不仅仅是医疗问题，更涉及法律和声誉风险。
“我们可以接受贵院指派的医疗小组陪同，并确保转运至具备相应条件的医疗机构。”王砺试图让步，“但转移是必须的，这是执法要求。”
“哪家医疗机构？具体名称、资质、距离、预计转运时间、备用方案是什么？”科恩医生追问，专业性带来的压迫感丝毫不逊于执法人员。
王砺迟疑了一下，报出了一个苏黎世郊区一家私立医院的名字，声称那里已安排好转运接收和后续医疗条件。
“那家医院在神经重症领域的设备和专家力量，远不如我院。”科恩医生立刻反驳，“而且，陆先生的病例复杂，转运途中任何颠簸、设备故障或病情突变，都可能致命。我需要看到贵方承诺的、具备与我院同等救治能力的明确证明，以及完整的、经过独立第三方评估的转运风险评估报告。在此之前，我无法同意。”
谈判陷入了医疗专业细节的拉锯战。王砺一行显然有备而来，但面对科恩医生滴水不漏的专业质疑和瑞士方面对医疗伦理的坚持，他们也无法强行蛮干。时间一分一秒过去。
然而，苏瑾心中的不安却越来越强烈。对方如此大张旗鼓，甚至不惜与瑞士院方对峙，绝不仅仅是为了将陆沉舟转移到另一家医院那么简单。这更像是一个姿态，一个必须完成的程序。其背后，一定有更深的意图。
她的预感很快得到了证实。
就在现场僵持不下、科恩医生要求对方提供更详细医疗预案时，王砺接到了一个电话。他走到一旁，低声交谈了几句，脸色变得更加凝重。挂断电话后，他走回来，目光扫过安保负责人和科恩医生，最后似乎对着通讯设备的方向，缓缓说道：
“刚刚接到国内最新指示。鉴于案情出现重大进展，有新的证据显示陆沉舟可能涉嫌更严重的犯罪行为，并存在潜逃或串供风险，经更高层级批准，决定依法对陆沉舟采取更严厉的强制措施。转运计划不变，但接收地点变更为国内某指定医疗机构，并将在其病情允许时，立即转入指定看守所羁押。瑞士方面的协调工作，我方有关部门会立即跟进。”
更严厉的强制措施！指定看守所羁押！病情允许时！
这几个词如同惊雷，在苏瑾耳边炸响。母亲的目的，根本不是为了调查，而是要彻底控制陆沉舟！将他从相对公开、有多方力量制衡的瑞士医院，转移到国内某个完全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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