时间在绝对隔绝的狭小空间里，失去了丈量的尺度。没有钟表，没有自然光，只有头顶恒久不变的惨白灯光，以及门外定时响起的、标志着又一顿饭食或又一次查房的单调脚步声。林晚靠墙坐在冰冷的板床上，强迫自己按照固定的节奏作息：清醒时，在心中默默计数，模拟白天黑夜；进食时，细嚼慢咽，维持体能；其余时间，则是在脑中进行着高强度的“虚拟沙盘推演”——复盘从被迫卷入文物走私案至今的每一个细节，分析母亲可能动用的每一股力量，推演苏瑾在外面可能采取的行动，思考自己在这囚笼中能做些什么。
她见过了那位陈检察官两次，每次都是重复几乎相同的问话，出示所谓的“新证据”——无非是更加“详尽”的银行流水“截图”，经过“技术处理”显得模糊不清但却“指向明确”的邮件往来，以及据称是“同案犯”的含糊其辞的证言摘录。林晚始终坚持最初的陈述：否认所有指控，指出证据伪造，强调自己是“隐门”报复的受害者。检察官的反应总是波澜不惊，只是记录，偶尔追问细节，但从不反驳，也从不表露任何倾向。这种程式化的、不带情绪的审讯，反而让林晚更加警惕。她知道，真正的压力，或许并非来自审讯本身，而是来自这无休止的、与世隔绝的羁押，以及外界不断恶化的局势。
她反复要求会见自己指定的律师秦墨，得到的回复总是“正在办理手续”或“需要时间安排”。她知道这是拖延，但也无可奈何。她能感觉到，有一股无形的力量，在刻意延缓她获得法律帮助的进程，也在延缓案件的正常推进，仿佛在等待着什么，或者在酝酿着什么。
就在林晚通过心中默数，大致推断自己被单独羁押了大约四天之后，铁门再次被打开。这次进来的不是检察官，也不是送饭的看守，而是两名身着不同制服的男子，以及一名女看守。
“林晚，根据案件侦办需要，现依法将你转移至其他羁押场所。收拾你的个人物品。”为首的一名男子声音平板地宣布。
转移？林晚心中一凛。是正常的办案流程，还是另有深意？她没有多问，只是默默起身，将发放的简单洗漱用品和那套灰色衣物整理好——她几乎没有任何“个人物品”。
她被带上了一辆窗户被封死的厢式车，颠簸了大约一个多小时。途中，她试图通过声音和身体的倾斜感判断路线，但徒劳无功。当车门再次打开时，她已经置身于一个看起来更加森严、规模也明显更大的看守所内。高耸的围墙，密集的电网，来回巡逻的武警，以及空气中更加浓郁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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