周日晚上，晚饭后。父亲、母亲、姐姐古萍、古民，四人围坐在那张老旧的折叠桌旁。桌上没有茶水，只有一盏昏黄的节能灯从头顶垂下，照着几张忧心忡忡的脸。空气沉闷，只有窗外隐约传来的电视声和远处汽车的嗡鸣。
母亲下午接到了大姨的电话，确认了之前提过的事：表姐小娟的婚事，因为彩礼和嫁妆问题，卡住了。对方咬定彩礼八万八，按本地风俗，女方嫁妆不能低于五万，最好还能陪送些家电。大姨家凑不出，开口问古民家借，哪怕三五千应急。这个消息像一块石头，砸进了这个刚刚因空调和古民成绩进步而稍显轻松的家庭，激起了更深的焦虑和无力感——自家尚且债务缠身、手术费无着，何谈助人？
但更深层的焦虑，来自姐姐古萍。她比古民大四岁，在县里一家小型服装厂做流水线女工，每月工资两千出头。有个谈了快两年的男朋友，家在邻镇，也是普通工人家庭。婚事虽然还没正式提，但已是摆在桌面上的、迟早要面对的问题。姐姐的嫁妆，会是下一个“小娟难题”吗？
父亲沉默地抽着最便宜的烟，烟雾在灯光下盘旋。母亲看着姐姐，又看看古民，嘴唇动了动，没说出话。姐姐低着头，手指无意识地绞着衣角。她今年二十二了，在老家已算“大龄”，婚事是父母心头一块越来越重的石头，也是她自己无法言说的压力。
“萍萍，”母亲终于开口，声音干涩，“你王姨上次说的那个小伙子……家里最近有消息没？”
姐姐摇摇头，声音很低：“没。他们家……也没催。”
不催，不代表不想。或许是在观望，或许也在计算。在县城和乡镇，婚姻是一场心照不宣的财务博弈和家族面子的较量。彩礼和嫁妆，是这场博弈最直接的数字体现。
“你大姨家的事，你们都知道了。”父亲掐灭了烟头，重重叹了口气，“八万八的彩礼，五万块的嫁妆。拿不出，婚事就要黄。你大姨急得嘴上起泡。咱们家……唉。” 他没说下去，但意思很明显：我们家的情况，比大姨家好不到哪去。你姐的嫁妆，在哪里？
古民一直在等这个时刻。他知道，家庭的财务压力，除了父亲的腿、母亲的肺、欠秦老头的债，还有姐姐的嫁妆这个“定时债务”。它虽然尚未到期，但阴影已经笼罩。他决定，用自己学到的方式，把这个问题拿到桌面上，用数字和理性来分析，而不是用情绪和沉默来发酵。
“爸，妈，姐，”古民开口，声音平静，打破了令人窒息的沉默，“姐的婚事，迟早要办。嫁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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