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步，咱们还有时间准备。着急没用，咱们得想办法。阿姨们刚才提到的，会做饭、会踩缝纫机、能带孩子、能做保洁，这些都是本事，不是没用的。关键是，怎么把这些本事，变成能挣到钱、能养活自己的事。”
他停顿了一下，给电话那头消化信息的时间，然后继续说：“妈，还有各位阿姨，我今天先提个想法，不一定对，供大家参考。第一，厂里的事，继续关注，但别自己吓自己，该干的活还得干好。第二，大家回去都想想，自己最可能、也最愿意去试着做点什么，哪怕是摆个小吃摊、接点缝补的零活、或者打听下社区保洁的要求。第三，算算家里的账，看看最紧的缺口在哪里，能省的钱先省下来。第四，也是最重要的，大家要抱团。一个人找活难，几个人一起，信息多，胆子也壮，互相也能照应。等我想想，也问问学校里的老师同学，看看有没有什么适合阿姨们这种情况的路子，或者怎么能把大家会的那些本事，变得更值钱一点。”
他没有做出任何承诺，只是提供了清晰的思考框架和“抱团”的方向。这在一定程度上安抚了电话那头的情绪。哭泣声基本止住了，变成了低低的讨论。
“民子说得在理，光哭没用。”“对对，先看看自己能干啥。”“是得算算账……”
“妈，您陪阿姨们再说说话，也宽宽心。我这边也再想想。有什么事随时给我打电话。” 古民结束了通话。
放下电话，古民靠在椅背上，闭上眼。刚才那十几分钟的通话，像一场微型的社会田野调查。他听到了一个典型的下岗女工群体样本的集体焦虑：技能单一且与市场需求脱节、家庭财务脆弱、抗风险能力极低、对未来的认知局限于“找工作”而非“创造工作”。她们的困境，是父亲工地零工不稳定性的集体放大版，也是母亲能够转型成功的反面参照。
他意识到，母亲及其“姐妹团”，构成了他家庭“资源资本”（RC）中一个特殊的、充满张力的部分。一方面，这是母亲重要的情感支持和信息源（工厂内部动态）；另一方面，她们也是潜在的风险传染源和求助网络。她们的集体困境，如果处理不当，可能消耗母亲的精力甚至金钱，反过来影响家庭的稳定。但如果能以一种系统性的方式介入，帮助她们找到新的生存路径，不仅是对母亲的支持，也可能为自己开辟一个观察和实践“社会问题系统解决”的新试验场，甚至可能在未来演化出新的资源节点和价值创造模式。
这与学生会的工作有相似之处，但复杂度和风险都更高。学生会内部有
…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