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我明白。没有完美的方案，只有权衡和选择。”陈默说，脑海中迅速闪过财务速成中学到的“机会成本”和“沉没成本”概念。他现在面临的，是活生生的、数额巨大的机会成本选择。“我会仔细研究报告。但我们时间不多，我需要尽快做出决定，以便团队启动操作。”
“是的。我们保持紧密沟通。你收到报告后，随时可以约我单独讨论。”周正明点头。
结束通话，房间重新陷入寂静，只有电脑散热风扇的低鸣。陈默靠在椅背上，闭上眼睛。脑海里，那些冰冷的数字在翻滚：八千五百万到一亿一千万的缺口，三个月倒计时，投资组合的持仓清单，伦敦的租金流和遗产税炸弹，纽约纯粹的失血和更高税负，以及基金会那条被堵死的“捷径”。
他感到一种沉重的、实实在在的压力，与之前看财务报表或分析房产决策时的“模拟”感截然不同。这是真实的、即将发生的资金调动，是真正的“割肉”抉择。每一个选择，都意味着真金白银的损失，意味着对他未来资产基础的直接削减。
就在这时，他放在桌边的手机屏幕亮了一下，是微信消息提示。他瞥了一眼，是刘晓雯在“烘焙项目组（核心）”群里@他，问他明天能否早点到，帮忙核对一下报告里的几个数据。他简单地回复了一个“好的”。
放下手机，他重新看向电脑屏幕上那份令人窒息的税务简报。然后，他的目光无意识地扫过旁边休眠的笔记本电脑，脑海里突兀地跳出白天在办公室的一幕：午休时，刘晓雯一边吃外卖，一边刷着手机，随口说了一句：“哎，我前公司那个变态总监，听说最近又升了，好像管更大部门了，真不知道这种人怎么能混上去……”当时陈默只是“嗯”了一声，没有接话。现在，这句话和王海那张意气风发的“部门总监”新闻稿截图，莫名地叠合在一起。
“部门总监。”
这个词此刻在他听来，带着一种极其荒诞的、近乎可笑的意味。王海，在某个规模中等的科技公司里，为了一个“部门总监”的头衔、几十到百来万年薪、以及一个几十人团队的管理权，汲汲营营，甚至不惜踩着他人的“尸体”（比如他陈默）上位。而他，陈默，此刻正在深夜的房间里，独自面对着需要筹集近亿资金、处置跨国亿万资产、与瑞士税务专家和离岸律师博弈的困境。王海的世界里，最大的“危机”可能是季度业绩不达标、部门预算被砍、或者办公室政治失势。而他的世界里，危机是数千万的资金缺口、是高达40%的跨国遗产税、是可能引发资产冻结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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