的工作。
她不求月挣五六百，砍一半，月薪能有三百块，她们家的日子都能好过许多。
如此，杨乐怡也不必小小年纪，就被迫扛起养家的重任。
陈阿莲知道杨乐怡的顾虑，怕她累，也怕她在轮轴转的工作中倒下，就像几个月前杨志明突然倒下。
但陈阿莲觉得，杨志明突然倒下，和上班辛苦没有太大关联。而且唐人街里为了生活，轮轴转的人很多，他们都没有事，她应该也不会有事。
可她也知道三个月后的考试对杨乐怡很重要，如果自己坚持去打零工，女儿说不定会分心。
陈阿莲想，要不再等等。
至少，要等女儿考完试再说。
最终陈阿莲什么都没说，只应了声好。
之后杨乐怡又和费拉罗碰了一次面，上午结束补习，杨乐怡去了一趟位于勿街的文化社交稿。
虽然新一期《华侨文阵》没有再加印，但《阿珍的故事》讨论度肉眼可见的在持续走高。
再加上这个故事和唐人街里普通群众的契合度很高，尤其是老一辈，在看或者听第一期故事时，都忍不住想起往事。
于是，《华侨文阵》的读者，和唐人街里商户的客户群体，第一次几乎完全重叠，在最新期杂志投广的商户，也迎来了客流爆发式增长。
这么一来，《华侨文阵》的广告费也水涨船高。
成立二十来年，文化社的资金第一次这么充裕，老板自然不愿意得罪杨乐怡这个福星，早早让吴文轩准备好稿费，只等她来取。
交上最后四万文稿后，杨乐怡如愿拿到了三百二十美元稿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