欧盟的事，得用欧盟的人去办。”
谭雅丽收拾了行李，第二天就飞了布鲁塞尔。
谭雅丽到布鲁塞尔的第三天，范德贝尔在她下榻的酒店里跟她碰了面。老头穿了一身深灰色的西装，手里拎着一个旧公文包，进门之后先把包放在桌上，拍了拍。
“谭女士，苏联人这次的动作比我们想的快。欧盟委员会里管港口事务的那个司长，叫范德霍夫，是荷兰人，跟我认识二十多年。他昨天给我打了电话，说苏联大使馆的人已经跟他见过两次面了，提出要搞一个‘外资港口投资统一审查标准’的提案。范德霍夫本人不赞成，但苏联人找了他上面的一个副主席，那个副主席跟苏联的关系一直不错，压着范德霍夫把提案递上去。”
谭雅丽给范德贝尔倒了杯茶，平静地开了口：“范德霍夫能不能拖？”
“拖不了太久。副主席那边催得紧，范德霍夫最多再拖两个星期。”
谭雅丽想了想：“两个星期够用了。范德贝尔先生，你在欧盟委员会里除了范德霍夫，还有多少说得上话的人？”
范德贝尔掰着手指头算了算：“港口事务这一块，除了范德霍夫，还有一个德国的委员助理，一个比利时的经济参赞。这两个人跟我们关系不错，但级别不够，压不住副主席。”
“那就不压副主席。让副主席自己缩回去。你帮我约范德霍夫，我跟他当面谈。另外，帮我查一件事——那个副主席跟苏联人走得近，有没有什么把柄？”
范德贝尔看了谭雅丽一眼，笑了一声：“谭女士，你跟你先生一个路子。”
谭雅丽笑了笑：“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”
两天后，范德霍夫在欧盟委员会旁边的一家咖啡馆里见了谭雅丽。这人五十多岁，荷兰人，头发花白，说话慢条斯理，但一开口就倒苦水。
“谭女士，我不是不想帮你们。但副主席那边压得太紧，我要是硬顶着，我这个司长的位置就保不住了。”
谭雅丽端起咖啡杯喝了一口，不急不慢地开了口：“范德霍夫先生，你在这个位置上干了多少年了？”
“十四年。”
“十四年，换了五任副主席。每一任副主席都想往港口事务司里塞自己的人，你每次都稳住了。这一次你为什么稳不住？”
范德霍夫沉默了一会儿，叹了口气：“这一次不一样。副主席手里攥着明年预算的分配权，我要是跟他翻脸，港口事务司明年的预算就得砍一半。”
谭雅丽放下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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