四月，上海的气氛一天比一天紧。
有可靠消息说日本要把华北“实质上成为巩固的防共、亲日满地带”。
华北的日本驻屯军在三月底刚逼着宋哲元签了“经济提携”的条款，铁路、关税、铁矿、航空、棉花，一条一条列得清清楚楚。
前线的消息一天比一天糟，报纸上的标题从“我军坚守”变成“战略转移”，又从“战略转移”变成“激战中”。
王雪琴不管这些。
她只管依萍。
义演前三天，她把李副官叫到客厅里。
“李副官，四月十号那天，你跟着依萍。”
“太太，司令已经安排了，陈家和许家那边四个保镖也跟着。”
“不够。”王雪琴把茶杯搁下来，后腰上还贴着膏药，上次在许清月家巷口摔的那一跤没好利索，但她坐得直直的，“我听依萍说，这次陕西那边也要来人，日本人肯定盯着。你再多带几个人，混在观众里。依萍上台的时候你在侧幕后面守着，她下台了你跟着她走，她上车了你才准松手。”
李副官看了她一眼：“太太，您是不是又想到到什么了？”
王雪琴的手指在茶杯上停了一下。
她预感到什么了吗？
没有。
这段时间心里很平静，没有那种慌得坐不住、必须冲出去拦人的劲儿。
可她心里清楚，平静不等于安全。
“我没想什么。”王雪琴说，“我就是不放心。你照我说的做。”
李副官点了点头，转身要走。
“等等。”王雪琴叫住他，“你再去跟巡捕房刘南溪说一声，让她那天多带点人维护秩序，有什么动静她好出面。”
“好。”
四月十号，天还没黑，九江路大舞台门口已经挤满了人。
红绸从二楼垂到一楼，门口摆了十几个募捐箱，穿校服的学生站成两排，手里捧着传单。
黄包车、私家车、巡捕房的摩托，把整条街堵得水泄不通。
这次义演的规模比前两次大得多。
大舞台、百乐门、仙乐斯、大上海全部停业，所有歌星、乐手、伴舞集中到一处。
台口两侧挂着白布横幅，上面写着“全国文艺界联合义演·为前线将士募捐”。
前排坐着市政府的人、商会的人，还有几个穿西装的外国记者——这次文化局特地请了租界里的外文报纸，说是要让“国际社会看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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