陶远猛地回头。
“爸。”
“我只是想把路问清楚。”
陶知对儿子笑了笑。
“路不能走，就换一条。”
林长生心里微微一震。
这个人刚才还在逼问死亡的边界，此刻却接受了法律的限制。
不是因为他不害怕，而是因为他仍然愿意在规则里保留选择。
“你还想做什么？”
林长生问。
“我想签捐献书。”
“现在吗？”
“如果评估认为我符合，就现在。”
“还需要先进行心理和法律评估。”
“那就评估。”
“还要确认没有受到家属、医院或其他人的影响。”
“我自己决定。”
林长生看向陶远和妻子。
“你们可以陪同，但不要替他回答。”
陶远擦了一下眼睛。
“我能做到。”
妻子点头。
“我也能。”
当天上午，法律顾问周律师赶到医院。
他先单独与陶知谈话，确认其是否理解疾病进展、捐献程序和安乐死在国内的法律边界。
谈话持续了四十分钟。
周律师没有诱导，也没有劝说。
他只反复询问同一个问题的不同角度。
“你是否知道器官捐献不等于一定能完成移植？”
“知道。”
“是否知道癌症扩散可能导致部分器官无法使用？”
“知道。”
“是否知道签署登记后，在符合条件前仍然可以撤回？”
“知道。”
“是否有人承诺你家庭会因此得到金钱或其他利益？”
“没有。”
“是否有人要求你为了捐献停止治疗？”
“没有。”
“你是否仍然希望登记？”
陶知抬头看着周律师。
“希望。”
周律师合上记录本。
“我会将你的意思如实记录。”
下午，医院伦理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。
院长赵广平主持会议，林长生、方锐、沈若晴、护理部负责人、法律顾问、红十字会协调员以及县卫健系统代表全部参加。
陶知没有参加。
这是林长生坚持
…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