波动。”
“同一个决定，需要在不同时间点重复确认。”
林长生点头。
“冷静期多长？”
“没有一个绝对统一的天数。”
“但至少要等症状控制后，再进行第二次确认。”
顾教授看向病房。
“他真正需要的不是有人替他按下按钮。”
“而是有人确保他在不被疼痛逼迫的情况下，仍然有选择的能力。”
这句话让林长生沉默了很久。
第三次会议随即开始。
会议重点不再是安乐死能不能做，而是如何防止患者在绝望中被迫做出极端选择。
心理专家首先提出，陶知需要进行连续心理评估。
不能把他表达死亡愿望简单归为抑郁，也不能因为他提出捐献就把他定义为高尚。
“他可能同时存在疼痛、恐惧、失控感和责任感。”
“这些情绪都是真实的。”
“治疗目标不是让他必须改变想法，而是让他在情绪稳定时重新表达。”
法律顾问补充，患者可以签署器官捐献意愿书，也可以签署临终照护意愿。
但任何文件都不能赋予医院主动致死的权限。
红十字会协调员则说明，器官捐献必须在患者死亡后依法判定。
“不能为了捐献而缩短治疗。”
“不能提前指定受者。”
“不能以捐献成功与否评价患者的人生价值。”
林长生听到这里，抬头补充道：“这一点必须告诉陶知。”
“他现在把捐献看成最后能帮助别人的事。”
“如果最后医学评估认为器官不能使用，他可能会觉得自己又一次失败。”
顾教授看向他。
“所以要把捐献从道德任务还原成个人意愿。”
“捐不成，也不代表他没有价值。”
会议室内再次安静。
赵广平将这句话写进了方案。
经过三天连续讨论，医院最终形成了完整的临终照护安排。
陶知可以在清醒状态下签署器官捐献意愿登记。
他可以自主选择是否接受气管插管、胸外按压和长期机械通气。
当病情进入不可逆的终末期时，医疗团队将以镇痛、镇静、缓解呼吸困难和陪伴为主要目标。
在法律允许范围内，医院将尽量减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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