血淋淋地展现了对他人命运的漠视。
他认为蓝田野老爷子不如朱旭师伯的一点，还是第一句。
冯乐山的“色”早已不是新闻，于他自身、于他身周的朋友，也觉得“女弟子”是一桩风雅之事，但当朱旭师伯提起，他表现出的“错愕”反而就是一种不太正常的反应，属于表演当中的“第一次”。
毕竟二十年未曾登台演出啦。
“等等，不对。”
徐容想起了什么，又低头看向剧本，等留意到剧本上“（似乎在支吾）”的字样时，又立刻推翻了自己的判断。
问题并没有出现在老爷子身上，而是出现在了写剧本的老院长那儿。
可是他一时又不敢断定，因为剧本是老院长写就之后，请巴金先生过目过的，如此一个重要的人物的表现，两位文豪级别的大作家真的就这么忽略了？
在他的理念当中，并没有任何十成十的权威，哪怕斯氏，他偶尔也会怀疑其某些论断精确性，因为哪怕斯氏本身，其在世时理念也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，到了晚年也存在对自己早期理论的怀疑、否定以及修正。
也正是因此，导致了方法派的诞生。
况且哪怕在人艺内部，也出现了吕齐这样的和人艺风格不大一样的演员，而濮存晰的父亲苏民先生，也提出了“演员在表演中是跳进跳出的”和斯氏体系不一致的观点。
这点和徐容秉持的“我是‘我’的杂念”内容大致相近，归根结底，还是“体会”实在太过抽象、艰难。
国内的表演理论，更是经过了无数轮衰减，首先就是当今成熟的斯氏体系，虽然发源于斯氏，但他的学生在传递时一定完全理解斯氏的理念了吗？
而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，必然会存在衰减，就像郁达夫翻译《京华烟云》，林语堂在看过之后，也只认为只译出了他的八成初衷。
而一而再再而三的传递，也就不可避免层层衰减，到了他这，真正属于斯氏的，还有多少？
因此在很早之前，徐容就已经习惯了通过实践验证理论在自身的可行性，毕竟领袖也曾经说过，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。
再者，到了他如今的地步，忽略剧本中的括号已经形成了本能，因为作者在写剧本的时候，是一个人去体验每一个角色，而演员在表演时，则是全身心的去体验一个人物，一旦过于在意括号，必然失去对整段戏的把握。
在徐容默默地分析着冯乐山这个人物的命运时，两位老人极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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