部都量化。
结果最聪明的脑袋也被逼成“学术农民工”——年底冲KPI，只能做“填空题”，不敢碰“送命题”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的那些诺贝尔奖得主可能连预实验都撑不到：第一年没出SCI，就被取消资助；第三年没申请到专利，课题组直接解散。”
读大学的时候，李毅安曾目睹过那些“学术农民工”的生活，一般是青年学者，或者副教授以下在做科研。副教授以上主要是社交为主。
由于科研任务繁重，给予青年学者的压力也越来越大。做不出成果不但升不了教授，还要取消编制，等于沦为无业游民。甚至有青年学者面临考核压力选择跳楼。
等做到了教授，要往上继续冲各类帽子，就需要课题。
但问题是，课题是大佬们评审的。由于领导们也不懂科技，所以大佬说这个课题可行，才就能评上。
这个时候，拜会大佬有时候比钻研科研更重要。而大佬的视野锁死了科研的上限。
诺奖这种级别的奖项，一定是超级创新，也就是超出人的预见之外，包括大佬。
想到这，李毅安又说道：
“奕轩，你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坚持每个月至少举办一次青年学者沙龙吗？”
父亲的反问，让李奕轩沉思了一会，说道：
“是为了和他们进行学术交流，很多青年学者都提到过，在沙龙上他们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提点和指引。”
“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，”
一开始的时候，李毅安确实是抱着“偷渡技术”的想法创办的“青年学者沙龙”，但是另一方面，他还有一个私心。
“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学阀，大佬。”
“什么？”
看着一头雾水的儿子，李毅安默默的点着一根雪茄，然后说道：
“任何一个体系，都有其大佬，学术上同样也是如此，这些学术大佬，就是学阀，他们身居高位，把持着资源，这是不可避免的。
而更要命的是什么？
是如果拜会大佬变得比钻研科研更重要，那么对于学者来说，最重要的也就是社会孤，而最致命的是什么？
是学阀的视野锁死了科研的上限。因为突破性的成果，是无法预见。如果学阀把持科研，那么，科研的上限自然受到限制。”
抽了口雪茄，李毅安进一步解释道：
“就算你让牛顿去当物理课题的评审员，他一定会把爱因斯坦
…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