聊城南门城墙上，范筑先的次子范树民蹲在垛口后面，手指头摸着一行刻字。
“驱除倭寇，还我河山。”
八个字，刻得歪歪扭扭，笔画深浅不一。那是一个月前他当选青年抗日挺进大队大队长那天晚上，拿刺刀一笔一画凿上去的。那天他喝了二两高粱酒，手抖，第一个驱字凿歪了。
他用拇指肚子摁住那个凿歪的驱字，指甲盖下面全是血痂。
猫着腰从垛口往外探了一眼。
城外一千米开外，日军帐篷连成一片。炊烟升起来了，他咽了一口唾沫，肚子咕噜叫了一声。
身后城墙根底下，躺了一溜人。
七百三十一个。
今天早上他亲自数的。前天还有七百八十六，昨天夜里鬼子摸上来打了一阵，折了五十多号人。伤的比死的多，但伤了跟死了也差不多，城里没有碘酒，没有纱布，连干净布条子都不够用了。有个小战士大腿上中了一枪，止血带是从死人身上扒下来的绑腿布，拧了三圈，血还是往外渗。
“范大队长。”
一个嗓子还没变完的声音从下面传上来。
范树民回头，是他手下年纪最小的队员，叫栓子，十六岁，聊城本地人。
栓子端着一个搪瓷缸子爬上来，缸子里晃着稀粥，米粒数得清。
“司令说让您吃点东西。”
范树民接过缸子，“城里还有多少粮食？”
栓子眼珠子转了一下。“伙房说……还够吃一天的。”
一天。
范树民把缸子搁在垛口下面砖台上，从腰间摸出驳壳枪，拉开枪机退出子弹，还剩四发。
七百多人，步枪不到三百条，子弹平均每人不到五发。手榴弹倒是还有一批，土造的。城墙上架了两挺捷克式，一挺还能打，另一挺昨天夜里枪管过热炸了膛，机枪手右手没了三根指头，现在还躺在城头咬着木棍不吭声。
他十九岁。
一个月前站在这面城墙上的时候，他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怕。父亲通电全国誓死抗战的那天，他在台下喊得最响。那时候鲁西北二十多个县遍地烽火，号称六万抗日游击队。六万人。
他嘴角扯了一下。
日军第十师团从徐州回师，四十联队三千多鬼子扑向聊城。
当时驻守聊城的王金祥竟然带着第二支队一千二百人跑了，他那支队的武器是最好的。王金祥留下了一封信“敌情不明，外围骚扰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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