出来,我们自家手头就一点活钱都没了,万一有个急用…小浩结婚的事你们也知道,处处要钱。我们想着…能不能缓一缓,等这个理财到期了,我们连本带利一起拿出来,再补进去?或者…咱们那个基金,不是有十二万的目标吗?现在还差一万五,要不…我们先出一万?剩下的一万,等理财到期了再补?这样我们损失也小点,手头也松快点。”她说完,期待地看着众人。
又是一个经过算计的提议。与二叔简单粗暴的“忘带卡”不同,姑姑家的借口更具“技术性”和“合理性”——理财产品提前赎回有真实损失,家庭也有现实支出压力。她提出的方案(先出一万,后期补一万)看似折中,实则同样是打折扣和拖延。而且,她将自家“心疼损失”和“手头紧”的困难,与基金总额“还差一万五”挂钩,暗示她家的出资可以灵活调整,试图在总额上做文章。
古民父亲脸色不太好看。二叔家刚磨蹭完,姑姑家又来这一出。协议明明签的是两万,现在又变卦。“你们当时签协议的时候,怎么不说钱在理财里?现在又来这套。”
“当时…当时不是着急嘛,没细想。而且以为能随时赎回来,谁知道还有违约金。”姑父辩解道,底气有些不足。
大伯在一旁,嘴唇动了动,想说什么,最终化为一声沉重的叹息。他和大妈对视一眼,眼中是更深沉的绝望。亲戚们的每一次推脱和打折,都像一把小刀,在他们心口又划一下。
古民没有立刻反驳或指责。他在脑中快速计算。姑姑家的两万,如果现在赎回,损失一千,实得一万九。他们提议先出一万,相当于只承担了五千块的“实际出资”(因为如果等理财到期,他们可以拿出两万+利息,但现在只出一万,相当于少出了一万,但损失了一千的违约金机会成本,粗略估算)。而基金目前总额八万五,加上这一万,是九万五,距离十万元底线还差五千。这五千的缺口,要么大伯家再想办法(几乎不可能),要么自己家或二叔家追加(可能性低,且会引发新的不平衡),要么…接受这个九万五的总额,但意味着最初设定的支持力度要打折。
但这还不是最关键的。最关键的是原则。如果允许姑姑家打折和延期,那么之前已经足额出资的自家和二叔家(虽然二叔也拖延了)会怎么想?会不会觉得不公平?会不会也找理由要求调整?整个协议的基础——按约定比例出资、共同承担责任——就会被动摇。今天可以因为理财损失一千少出一万,明天会不会因为孩子结婚用钱要求暂缓还款?后天会不会因为其他投资被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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