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只说陶知病情恶化，需要重新住院观察，并且有重要的个人意愿要在清醒状态下表达。
陶远看向病房。
“是我爸自己说的吗？”
“是。”
“那我进去听。”
“先等他休息十分钟。”
林长生拿出手机，联系赵广平启动院内伦理讨论，同时向县卫健系统报告情况。
这一次，他没有直接给出治疗方案。
因为摆在面前的，已经不只是一个患者该不该继续用药的问题。
而是一个清醒的人，能否决定自己的死亡，以及死亡之后的身体该如何帮助别人。
夜色降临时，雨还没有停。
林长生站在住院部走廊尽头，拨通了省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协调员的电话。
“我是清溪镇中医院的林长生。”
“这里有一名晚期肿瘤患者，希望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完成器官捐献。”
“同时，他提出了安乐死请求。”
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。
“林医生，这个问题需要多部门共同介入。”
“我明白。”
“患者是否存在意识障碍，是否受到家属或经济因素胁迫？”
“目前神志清楚，表达连续，家属尚未参与决定。”
“那就先保护患者自主表达的空间。”
林长生看着窗外的雨幕。
“请你们尽快来。”
“我们明天一早到。”
挂断电话后，他又联系了法律顾问和省级伦理专家。
所有人都给出了相似的回答。
不能主动结束患者生命。
但患者有权拒绝无意义的过度抢救，有权接受镇痛和临终关怀，也有权在符合条件时登记器官捐献。
林长生收起手机，重新走进病房。
陶知还没有睡。
“他们会来吗？”
“明天会来。”
“谢谢。”
“现在别谢。”
“事情还没办完。”
陶知看着他。
“那就一起办完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