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三天上午，省级伦理专家顾教授抵达清溪镇中医院。
她从事临终关怀和医疗伦理研究多年，抵达后没有先去会议室，而是要求先见陶知。
林长生陪同她走进病房。
陶知刚完成一次腹水引流，脸色比前一天更加苍白。
“这位是顾教授。”
“负责参与伦理评估。”
陶知点头。
“顾教授好。”
顾教授坐在距离病床一米的位置，没有翻看病历。
“陶先生，我今天来，不是劝你继续活，也不是劝你接受捐献。”
“我只想确认，你的选择是不是你自己的。”
“是。”
“如果没有器官捐献这件事，你还会提出不接受主动终止生命吗？”
陶知想了想。
“会。”
“如果你的儿子反对，你还会这么想吗？”
“会。”
“如果医院能够保证充分镇痛，你还会这么想吗？”
陶知沉默了更久。
“可能会犹豫。”
顾教授点头。
“为什么？”
“我怕疼，也怕昏迷。”
“但如果不疼，也能保持尊严，你是否愿意自然走到最后？”
陶知看向窗外。
“我想试试。”
顾教授又问：“你是否认为自己给家人带来了无法承受的经济负担？”
“有一点。”
“你的家人是否曾经要求你尽快结束生命？”
“没有。”
“是否有人以捐献器官能够帮助别人为理由，劝你放弃治疗？”
“没有。”
顾教授做完记录，才看向陶远和妻子。
“你们有没有向他表达过必须捐献的期待？”
妻子连忙摇头。
“没有。”
陶远也说：“我只希望他活着。”
顾教授点头。
“这很重要。”
谈话结束后，她向林长生说明，陶知目前具备清晰、连续和稳定的意思表达能力。
但他还需要接受心理状态评估，并且所有关键决定都要经过冷静期。
“他现在提出的请求，不能在一次谈话里全部完成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
“因为疼痛、缺氧和临终恐惧会反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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