傍晚，陶知醒来后提出想看院子里的枣树照片。
陶远把手机递给他。
照片里，枣树的叶子被夕阳照亮，树下的扶手也清晰可见。
陶知看了很久。
“拍得不错。”
“我妈拍的。”
“她什么时候学会拍照了？”
“你住院以后。”
“她以前不拍。”
“她说想把家里每个角落都拍下来。”
陶知沉默片刻。
“那就多拍几张。”
“拍什么？”
“厨房，院门，枣树，还有你的书桌。”
“拍这些干什么？”
“以后你想家的时候可以看。”
陶远低下头。
“我每天都能回家。”
“那也拍。”
晚上，陶知的呼吸短暂加重。
林长生赶到病房时，他正在忍耐。
“疼痛几分？”
“六分。”
“呼吸困难几分？”
“五分。”
“要不要调整镇痛和镇静？”
陶知没有立刻回答。
“调整后我会不会睡着？”
“可能会更困，但会持续观察。”
“我还想清醒一会儿。”
“可以先小幅调整。”
“好。”
林长生没有一次性追求完全无痛，而是让药物以最低有效剂量逐步增加。
陶知的眉头慢慢松开。
“现在几分？”
“三分。”
“还能听见我们说话吗？”
“能。”
“那就先这样。”
陶知看着林长生。
“你是不是很累？”
“还好。”
“你别站着。”
“我习惯了。”
“医生也要坐。”
林长生在床边坐下。
陶知闭上眼睛。
“如果我睡着了，别叫我。”
“除非需要评估。”
“那就按规矩。”
“按规矩。”
病房内恢复安静。
走廊上的灯光从门缝照进来，落在那份临终照护记录上。
陶知没有选择提前结束生命。
但他也没有被迫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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