之后的大半年，电话越来越少。
从每天一个，到三天一个，到一个星期一个。开始是忙，后来是不知说什么，再后来是怕——怕拿起电话不知道说什么，怕说了又吵，怕吵完更难受。
每次通话记录都很短。短到不够泡一碗面。
即使通了，也总是以争吵开始，以沉默结束。
吵的都是小事。
“我妈住院了，你就不能来一趟？”王淑芬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，带着一种她自己也讨厌的、怨妇式的尖锐。
“我这边也走不开，明天有三台手术。”李明远的声音压得很低，他站在医生办公室的窗边，一只手握着手机，另一只手在揉太阳穴。他已经连续工作三十多个小时了，后脑勺像被人用钝器敲过一样疼。
“你每次都有手术！”她的声音高了起来。旁边病床上的父亲翻了个身，她赶紧压低声音，但那股火压不下去，从嗓子眼里往外窜。
“你以为我想做？我不做谁做？”他的语气也硬了。科里就他一个能做肿瘤介入的，赵国强退休后，心内科那些复杂手术也压到他头上。他不是不想去牡丹江，他是去不了。他要是走了，那些排了两个月队的病人怎么办？
“李明远，你心里还有没有这个家？”
“我怎么没有了？我每天只睡四个小时，我——”
“够了。”
她挂了。
他对着忙音的手机，张了张嘴，什么都没说出来。
窗外的哈尔滨灰蒙蒙的，像是永远都晴不了。他把手机放在窗台上，双手撑着窗框，低着头，肩膀微微耸着。站了很久。
其实真正吵的，从来不是这些。
是孤独。
化疗结束的那个晚上，王淑芬一个人躺在病床上。病房里的灯关了大半，走廊里的日光灯从门缝挤进来，在地上画出一条惨白的长条。隔壁床的病人打呼噜，声音很大，像拖拉机。她翻来覆去睡不着，脑子里反复转着白天医生说的那句话——“结节比上次大了两毫米。”
两毫米。不到一厘米。可它长了。
她拿起手机，翻到通讯录。李明远的名字排在第一个，前面有个星标。她的手指悬在那个名字上方，停了很久。屏幕暗了，她按亮，又暗了，又按亮。
最后她把手机扣在胸口，闭上眼睛。
她想打电话告诉他。想听他说“没事的，我明天过去看看”。想听他说“你别怕，有我呢”。可是她知道，他来了也改
…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