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嗯。”
“我看到通知了。”
“嗯。”
“你要去？”
他把烟从嘴里拿下来，在栏杆上按了一下。没灭。又按了一下。火星溅到手背上，烫了一个小小的白点，他没感觉。第三下的时候，烟终于灭了。他把烟头丢进阳台角落的雪堆里，烟头落下去，雪融了一小块，露出底下黑色的水泥地面。
“这时候必须去。”他说。声音很坚定。
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。几秒钟很长。长到他能听到她呼吸的声音——一下，停顿，又一下。长到他听到她那边有人在喊“王院长，卫健委电话”，她的声音从远处传来“等会儿”，然后回到话筒边。长到他想起三十一年前领结婚证那天，民政局的工作人员问“王淑芬，你愿意嫁给李明远吗”，她也沉默了这么久。
“淑芬？”
“我在。”
“你不问我为什么？”
“不用问。”她的声音有一点涩，像是喉咙里卡了什么东西，又像是刚咽下一口很苦的药。“你是科主任，又是搞骨科还精通重症医学。你不去，让谁去？让那些比你小二十岁的去？让那些刚结婚的、孩子还在吃奶的去？”
他没说话。风从阳台的缝隙里钻进来，吹得他的大衣下摆翻起来。他把领口拢了拢，手指冻得发僵。哈尔滨零下二十七度，手机屏幕上结了一层薄薄的雾气。
“老李。”
“嗯。”
“你心脏装过支架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
“你知道个屁。”她的声音忽然高了一度，然后又降下来。像是一根弦被拨了一下，又立刻被按住。“你去年十月份刚复查过，医生说你的左心室——”
“我记得。”
“你记得你就不该去。”
电话里只剩下电流声。嘶嘶的，像远处的潮水。
“淑芬。”他说，声音低得几乎被风声盖过，“我拦不住你，你也拦不住我。武汉的患者和医务人员太难了，这时候咱们必须冲上去。”
她没接话。
“三十一年了。”他看着远处屋顶上的雪，“你哪次拦住了？”
电话那头传来一声很轻的笑。不是笑，是气的。是那种被一个人气得想笑又笑不出来的声音。他听过无数次。第一次是他把一个月工资借给了一个刚认识的同事，回来她就是这样笑的。后来他擅自报名去汶川抗震救灾，她也是这样笑的。再后来他把儿子送上去深圳的火车，站
…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