队。”她的声音平静了。不是那种伪装的平静，是真的平静。像一潭被风吹过的水面，涟漪散去之后，重新变得光滑如镜。“我带队。二月二号出发。”
“老刘，你在听吗？”
“在。”
“你不劝我？”
他张了张嘴。想说很多话——说你的肾小球肾炎、乳腺癌稳定了吗？说你的腰不好不能长时间穿防护服，说家里有孙子要带，说我们两个人总得有一个留在家里。他想把这些花像串珠子一样串起来，做成一条项链，挂在她的脖子上，把她留在牡丹江。
但他没说。
因为他知道，这些话拦不住她。三十一年了，他从来拦不住她。就像她也拦不住他一样。
“不劝。”他说。
电话那头传来一声很轻的笑。是真的笑。不是气的。是那种嘴角往上弯、眼睛也弯的笑。
“你什么时候报名的？”他问。
她沉默了一会儿。窗外的天更亮了一些，从靛蓝变成灰白。桥上的路灯灭了，一盏接一盏，像是谁沿着桥身一路吹灭了蜡烛。
“正月初二。”她说。
正月初二。省卫健委的通知发下来的那天。他站在哈尔滨的阳台上抽第三根烟的那天。她在电话里说“我等你回来”的那天。
“你给我打电话那天晚上，”她的声音低下去，“我就填了报名表。”
刘明远闭上眼睛。
他想起那天晚上。他挂掉电话之后，站在阳台上，把空烟盒捏扁又展开，展开又捏扁。他想起自己回到办公室，开始写三十个人的名单。他想起自己在名单上画了一个又一个圈。
而她，在四百公里之外的牡丹江，坐在他们的卧室里，打开电脑，下载了报名表。报名表的第一栏是“姓名”。她打了三个字：王淑芬。第二栏是“专业”。她打了四个字：儿科医学。第三栏是“是否服从调配”。她打了一个字：是。
他想象她打字的样子。她打字很慢，一个指头一个指头地敲。敲完之后会停下来检查一遍，确认没有错别字。她的老花镜架在鼻梁上，镜片反着电脑屏幕的光。孙子在旁边睡觉，呼吸均匀。窗外的雪还在下。
她填完报名表，点了“提交”。然后关掉电脑，躺到他睡的那一侧床上，枕着他的枕头，睡着了。
“淑芬。”
“嗯。”
“那我们武汉见。”
电话那头又传来了那种哭声。压着的，捂着嘴的，不敢出声的。但
…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