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你为什么要碰我？”
顾长宁的声音还在巷子里回荡，人已经消失在转角那头。我蹲下来，把脸埋进膝盖。晚风把梧桐叶吹到脚边，沙沙响。脑海里翻来覆去只有一个念头——他记得。他什么都记得。如果他真的不记得，不会问“你为什么要碰我”。他会问“你做了什么”，或者干脆什么都不说转身就走。但他没有。他问的是“为什么”——为什么你要把自己的额度分给我，为什么你要救一个快死的人，为什么你明明可以活下去。
前世他在天台上问过同样的问题，这一世在小巷里又问了一遍。他还记得天台，记得自己是怎么死的。而我刚刚在他面前，亲手把自己出卖了——我碰了他，把额度分给了他，等于告诉他我也记得一切。
我在原地蹲了很久，直到路灯亮起来。橘黄色的光一滩一滩铺在巷子里，把我蜷缩的影子拉得很长。指尖已经不烫了，但心脏还在疼，不是转移额度那种刺痛，是更钝更深的疼，像有人把陈年的伤口慢慢揭开。我攥了攥拳，站起来。不管他记不记得，不管他愿不愿意让我靠近，我都要守护他。系统的新任务还刻在脑海里，清晰得像刚刻上去的。
第二天一早，我提前半小时到教室。教室里只有几个人，顾长宁还没来，他的桌子空着，椅子歪歪斜斜地摆在最后一排靠窗的角落。我走过去把书包放进抽屉，手指碰到一个东西。一张便签条，对折着压在抽屉最里面，纸边起了毛，像是写了很久很久。
我抽出来展开。铅笔字迹，很淡，淡到几乎看不清——“额度归零。我重生了。这是最后一次。”
是他的笔迹。瘦劲端正，每一笔都像认真丈量过的，和前世那张纸条一模一样。前世他在那张纸条上写“没关系。竞赛明年还有。你没受伤就好”，也是这个字迹，也是这种干净到让人心疼的铅笔字。他说“我重生了”，他说“最后一次”。不是猜测，不是试探，是承认。他把这张便签条放在我会发现的地方，等着我来找。
我攥紧便签条，指节发白。
“你还没走？”声音从门口传来。不高，但整个教室瞬间安静了。顾长宁站在门口，还是那件洗得发白的校服，书包只挂一边肩膀。但今天他没有直接走向座位，而是停在门口，目光从我脸上移到我手里攥着的便签条，又移回我脸上。他垂在身侧的那只手往校服袖子里缩了半寸——不是冷，是紧张。
“我为什么要走？”我把便签条折好塞进口袋，动作很慢，让他看清楚我在收好他的东西。
他没说
…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