伦理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安排在第二天上午。
这一次，省红十字会协调员带来了器官捐献专家，县卫健系统也派出两名法律和医疗质量人员参加。
会议桌中央摆着陶知的病历。
没有人把它当成一个普通的捐献登记案例。
因为患者提出的请求，已经触及医疗、法律和伦理的多重边界。
器官捐献专家首先说明了医学条件。
“患者目前有肝脏和肺部受累，肾功能也在下降。”
“是否能够捐献，必须等到临床死亡后重新评估。”
“生前不能因为捐献意愿而减少治疗，也不能提前确定受者。”
这意味着，陶知可以表达愿望，却无法保证最后一定能完成捐献。
林长生把这件事告诉陶知时，他只是点了点头。
“能不能成功，不由我决定。”
“我能决定的是，先把意愿写下来。”
“对。”
“如果最后一个器官都不能用呢？”
“那也不代表你的决定没有意义。”
陶知沉默了一会儿。
“我知道。”
他让妻子把窗帘拉开。
外面的天气已经放晴，院子里的枣树被雨水洗过，枝叶显得格外清楚。
“那棵树今年还会结果吗？”
妻子坐在床边。
“会。”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“去年也是这个时候开始长叶子。”
“那就好。”
陶远站在另一边，始终没有说话。
经过一夜，他似乎接受了父亲会捐献器官，却仍然无法接受父亲想要清醒离开的请求。
林长生看出来了。
“陶远，你有什么想法，可以直接说。”
陶远看向父亲。
“我想让他继续抢救。”
“如果他心跳停止，要不要插管，做胸外按压，用呼吸机，你想过吗？”
“只要能救，就救。”
陶知抬起手，轻轻碰了碰他的手背。
“儿子。”
“你别说话。”
陶远的声音很低。
“我知道你想少受罪，可我不想这么快失去你。”
“我不是现在就要走。”
“那你为什么一直安排？”
“因为不安排，最
…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