后会更乱。”
陶远红着眼睛。
“我可以照顾你。”
“你已经在照顾我。”
“那就继续。”
“你要上学。”
“我可以休学。”
“不能。”
“为什么不能？”
“因为我生病，不是你的人生也要停下来。”
陶远用力摇头。
“你总说这些。”
“因为这些是真的。”
病房内陷入长久的沉默。
林长生没有打断父子俩。
临终决定从来不是患者一个人的事，也不只是家属一个人的事。
它发生在两者之间，常常伴随着无法调和的爱和恐惧。
上午十点，第二次会议开始。
这次重点讨论的是，医院如何在患者拒绝主动终止生命后，保证他不被疼痛逼到绝望。
护理部提出了连续镇痛和呼吸困难处理方案。
内科医生负责调整药物，护理团队二十四小时记录疼痛、意识、呼吸和血氧变化。
中医科可以在患者清醒、同意并且病情允许时，进行针灸和温和调理。
林长生补充了一条。
“所有治疗都要标明目的。”
“缓解疼痛就是缓解疼痛。”
“改善呼吸就是改善呼吸。”
“不能对患者暗示某种治疗会加速或延缓死亡。”
法律顾问点头。
“这点非常重要。”
“如果治疗的直接目的在于减轻痛苦，即使存在潜在风险，也与主动致死不同。”
县卫健系统代表问：“患者如果要求停止抢救，医院能否执行？”
“需要结合具体抢救措施讨论。”
法律顾问回答。
“不能把所有治疗一概归为无意义，也不能在患者已经无法表达时，完全忽视此前的明确意愿。”
赵广平问：“所以需要提前完成预立医疗照护计划？”
“是。”
“患者要明确哪些措施愿意接受，哪些措施不愿意接受。”
林长生看着桌上的病历。
这件事比签一张捐献书复杂得多。
陶知真正想要的，不是简单地放弃治疗。
他想在还能表达时接受必要的救治，想在不可逆转时避免无意义的痛苦抢救，想把最后一点清醒
…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