红的。红血丝从眼角蔓延到瞳孔边缘，像一张细密的网。但她的嘴角是弯的。弯得像一道月牙，弯得像三十一年前她在民政局门口的那个笑容，弯得像她第一次抱着儿子的那个笑容。
“亲我老婆，怎么了？”
他的声音不大。但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。像钉子钉进木头里，一下，又一下。
李明远笑了。
他笑的时候，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，像一张揉皱后又摊开的纸。他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，不是眼泪——至少他不承认那是眼泪。他说是眼镜片反光。他说是灯光。他说是风吹的。他说了很多理由，没有一个是真的。
“走了。”
他转身。
转身的动作很快很坚定，他的背比三年前更驼了，冲锋衣穿在身上有点空荡荡的，肩膀那里垮着，像衣架不够宽撑不起来。他的脚步很快，快到陈雨要小跑才能跟上。
走了几步。
然后他停下来。
转过身。
大厅的灯光在他身后，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。他的影子从地砖上铺过去，铺过那些行李箱的轮子，铺过那些贴着红色标签的拉杆，铺过那些沾着雪水和泥印的鞋底，一直铺到王淑芬的脚边。
他朝她挥了挥手。
手举得很高，举过头顶，像在很远很远的距离外打招呼。其实他们之间只隔了十几米。十几米，走回去只要十几步。但他没有再走回去。他只是站在那里，举着手，嘴唇动了一下。
她没听清他说了什么。
大厅太吵了。广播在播登机通知，有人在喊“快点快点”，行李箱的轮子在地上滚，一个孩子在大哭。所有这些声音加在一起，把他说的话淹没了。
但她知道他说的是什么。
两个字。
等我。
然后他转身，消失在登机口的方向。
王淑芬站在原地。
她没有追上去。没有喊他的名字。没有哭。她只是站在那里，穿着那件红色的羽绒服，像一根钉在地上的路标。人群从她身边流过，拖着行李箱，挎着背包，抹着眼泪。她一动不动。
站了很久。
久到大厅里的人换了一拨。久到广播里念完了所有乘客的名字。久到保洁员推着洗地机从她身边经过，洗地机的水渍在地面上画出一道弧形的湿痕，湿痕慢慢干了，变成一道几乎看不见的印子。
她还在那里。
红色的羽绒服在灰白色的大
…。。